我们国家太缺优秀的基层全科医生了！

作为疾病的第一接触者，基层全科医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传染病防控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责任。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在医学人才培养上存在着一些结构性问题。比如，基层全科医生缺乏，在岗的全科医生普遍学历层次偏低，对疾病的诊治与防控能力不足等。

现行医学学制与学位授予制度有待统一

我认为，要弥补基层全科医生的缺口，首先应当反思现行的医学学制与学位授予制度。

我国现行的医学学制和学位授予制度十分复杂。经过多次改革，医学教育形成了目前3年到9年多学制并存的现状。也就是说，我国的医学教育尚不存在统一的学制。

就临床医学的学位授予而言，5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全国每年大约招收8万多人，毕业时授予临床医学学士学位；“5+3”一体化临床医学专业硕士生，全国每年大约招收8000多人，毕业时授予临床医学硕士学位；8年制临床医学博士生，全国每年大约招收1000多人，毕业时授予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对比之下就会发现，有的医学生读完8年是博士，有的则是硕士。现在的医学生毕业找工作，大医院要求很高，很多必须是博士学位“打底”。硕士生怎么办？只能接着再往下读3年医学博士。

更“惨”的是本科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临床医学的实际情况，5年的专业学习之后，还要进行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8年下来还是学士，时间花了，学历并没有得到提升，在就业市场也没有竞争力。

具体到培养全科医生这个问题，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3年，目标就是培养全科或通科医生，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很多地方的“规培”变成了“专培”。“专培”本来是经过“规培”成为全科医生之后，再进行3年专业培训，才能成为专科医生。现在，一些医学生经过5年专业学习之后，“规培”时不经过科室轮转，直接进入某一个具体的科室，比如神经科、脑外科。从表面上看，这样似乎更有效率，也容易出成果，但不符合医学教育的规律，“省”掉的是全科医生这样一个本该存在的庞大群体。

建议授予“5+3”全科医生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现在，全科医生这个网子捞下去，网底是空的。大家说的“看病难”，其实是“看好医生难”。背后的问题是缺好医生，是没有培养出更多的好医生，归根结底是培养更多好医生的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还有待建立。

就国际上通行的数据而言，一般专科医生的比例不超过30%，其余的医生都是全科医生。因为从疾病谱来看，需要专科医生解决的疑难杂症相对少，80%—90%的病都属于常见病，全科医生就是要为老百姓治疗普通的、常见的疾病。教育部和卫健委曾经联合发文指出，中国的临床医学人才应该以“5+3”为主体来培养。受到医学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影响，这一倡导要落实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我看来，今后我国有必要统一临床医学学位设置，推广以“5+3”一体化培养全科医生为主体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比如，可以参照国际惯例，对考核合格者授予临床医学博士学位（MD）。

医学界有一个共识：医生是非常特殊的职业，临床医学兼有一般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功能，应该着重培养医学生的临床思维，毕业生应该拿专业学位而不是学术学位。临床医学应用型人才获得博士学位的培养时间过长且成本过高，不利于高素质的基层全科医生尽快到临床为患者服务。如果能授予“5+3”一体化培养的医学生临床医学博士这样的专业博士学位，这部分人就不需要再额外多花3年时间攻读学术博士学位，可以促使他们安心在基层医院从医，专注于临床技能的提高。

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深层次问题急需理顺

综合来看，医学人才培养的结构性问题，折射出我国医学教育管理体制的三个根本性问题。具体来说，一是医学学科和医学教育的地位有待提高。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一些医学院校陆续并入综合性大学。合并的主要优势在于，综合性大学的国家支持和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有利于学科融合及专业建设，可以更好地满足卫生形势发展对复合型医学卫生人才的需求。但不容忽视的是，并校后衍生的医学教育缺乏自主权、学校对医学教育的规律和特殊性缺乏足够认识、医学院与附属医院的密切联系在行政上被切断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医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二是医学教育的规律和特殊性有待充分遵循。医学教育总学制较长，既有在校的知识传授，又有在医院的临床实践，身份的转换和过渡较为复杂。相较于其他高等教育类型，医学教育具有教育的多阶段性（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各专业知识体系的综合性、对个人素质要求高、对资源的配置要求高、经费投入高等特点。

三是医学教育的统筹布局和协同管理有待畅通。从目前管理体制看，医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归教育部主管，涉及医学实践的环节归卫健委主管，实践环节实施的主体（各附属医院、教学医院）也归卫健委主管，各医学院校附属医院、教学医院管理体制及归属差异很大，各主管单位责权利不清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学教育管理体制的不顺畅。

因此，要培养更多基层急需的全科医生，还须理顺医学教育管理体制问题。医学教育的特性决定其核心政府主管部门分别为教育行业和卫生行业。当前，教育部门和卫生行业主管部门应密切协作，继续落实医教协同，统筹协调复杂的医学教育管理，从而推动医学教育向前发展。

（口述者系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作者：王松灵 口述 本报记者 张滢 采访整理

《中国教育报》2021年04月02日第6版 版名：高教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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